史载：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北方大量移民南迁。游氏宗族随这次移民大潮经山东莱州辗转来到安徽，于耳毛山南麓（今朝阳镇殷寨村游家）依山而居，以耕种捕鱼为生，繁衍生息，人口逐渐增多，族人遂扩展土地。

    至三世时，族人渐渐富裕，始建圩墙圩门，先人最初聚居之地被周围乡民称为“游家”。明弘治元年，“游家”西邻的运料河西岸湖水渐渐退去，游氏先民便跨过运料河向西拓垦土地。在河西七里和十里处，分别选址打坝、挖沟、筑圩、建宅。为显示河西七里处乃游氏后来之家乡，始称“后乡”，也就是今游集后乡。历经十年，又在河西十里处筑成高约3米、面积2000平方米土宅，挖有宽2丈、周围长约四里的圩沟，四周建有约4里的圩墙，圩墙四角设有炮楼，并建有南北两座圩门。相传圩门可以并进两辆太平车，每晚圩门有专人值守，定时关闭，并有保家队夜间打更巡逻。圩内建有学堂，据载明崇祯至清乾隆年间出了13位太学生，一位儒林郎，一位县丞。这便是闻名一方的游家圩，简称游圩。

    清乾隆年间，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游氏族人为了方便四周乡民生产生活，便在今游集地址上开始贸易活动。起初只设鱼虾行、柴草行、粮食行、鸡鸭行，后逐步增添猪羊行、家具行、木料行、牛马行等。因行市均为游氏人所开辟，故所有行佣（也称行老板，就是提供交易场地和称量器具、促成买卖双方达成交易并从中收取一定比例费用的人）皆由游氏人担任。到了乾隆十八年，这里已逐渐形成集市，成为方圆几十里的物资集散中心，官办盐行也开始进入。于是这里渐渐繁华，因是游姓人开行启集，所以始称“游家集”。

    清光绪年间，游家集已初具规模，四周设有长约3里的圩濠、筑有约两尺多厚的土圩墙，分别建有南北东三座圩门（据说北门外用于作奸犯科者斩首示众之地）。为了祈神祭祀，集东南建有庙宇，称为严露寺，时称南庙。南庙当年香火十分旺盛，每逢庙会，大街小巷布满黑白两棚（黑棚为卖饭的、白棚为摆摊卖货的），人头攒动，杂耍卖艺、说书唱戏，热闹非凡。

    据传当时街上著名的店铺有：山西晋商徐氏开的“徐记”钱庄和典当铺，李家开的“德源”号酒坊和油坊，翁家的大秀才和二秀才分别开有“东开泰”和“西福泰”钱庄以及烟酒杂货店和私人学堂，当时号称“翁家楼”。游家的“天兴”号(也称“游家楼”）“鸿兴”号，李家的“万昌”号和“正兴”号，张家的“庚兴裕”，刘家的“万盛”号，山西杜家开的“吉庆药铺”，山东李氏的“天顺”号，余家的“余兴隆饭庄”，游家的“游家老店”及“老四茶馆”等等。

    李家开的“德源”号酒坊和油坊，规模宏大，有院落场房150余间，号称“李家大院”。当时李家有良田数百顷，骡马成群，富甲一方。其家人李洪业，字俊卿，号宜吉，清光绪三十一年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法学科学习。其间受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修业期满，获法士学位归国，并带回日本妻子田岛多鹤（中文名为李多佳）。回国后，鸿业积极活动于苏皖两省，发展同盟会员。民国元年（1912）鸿业被选为安徽省参议会议员。他积极追随孙中山，竭力反对袁世凯复辟活动，因此遭到皖督倪嗣冲的通缉，民国四年被迫逃往陕西汉中，民国八年赴广东任护法政府司令部佥事，护法政府的规则条例大多出自其手，民国十六年任津浦铁路管理局材料厂厂长。民国十八年任江苏省兴化县县长，任职两载，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深受百姓拥戴。离职后，避居南京。民国二十一年回乡任灵璧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十九病逝于南京中央医院，享年56岁）。

    游家的“天兴”号（也称“游家楼”）、“鸿兴”号。清末游桂儒任游集集头，族人游继可因管理集市有方，且德高望重，解放后一直担任游集商会会长。其长子游传本少壮从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战功卓著，曾任某军政委，享受正师级待遇，现居保定干休所。

    李家的“万昌”号，其后人李志聪毕业于哈工大，后留学美国，并在美国注册开办“万昌”国际会计事务公司，曾出巨资为家乡修桥铺路，恢复古庙古会，捐资建校，亦为灵璧县招商引资做出贡献。族人李开典，号慎五，曾担任过伪灵璧县副县长、代理县长、灵北五区区长。在游集及周边地区名声显赫，据传曾为抗日和救护共产党的干部做出过有益工作。李家“正兴”号，据说解放前曾秘密为新四军后方提供生活物资。张家的“庚兴裕”号，解放前后人一部分去了台湾，“正兴”号和“庚兴裕”号都是当时游家集最大的京广杂货店。山东李氏的“天顺”号，拥有十二间店面，不但设有饭庄、客栈、茶馆，而且经营酒坊和油坊，余家的“余兴隆饭庄”，游家的“游家老店”及“老四茶馆”则是休闲品茶、说书听唱之处。

游家集第一家私人医院是山东鱼台人李汉民开的“汉民医院”，第一家浴池是张兴树开的“张家澡堂”，后来又有灵璧人尹怀善、尹怀仁兄弟二人开的“善仁饭庄”，河南民权张家开的“长兴”号烟酒糕点店，“王家染坊”以及从江苏睢宁迁来的姚氏和张氏两家屠户分别开有肉铺等等。再有孙、姚、余三姓来此长居，孙家的孙运昌以文书师爷著称。

此时游集已经成为商号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之地，每日逢集热闹纷繁，时有“北双沟南游集”之美称(言游集可和当时灵北最繁华的双沟镇相媲美）。

    那时游家集以南湖水逐渐退去，乡民开湖垦地，每天都有大量新鲜鱼虾和芦苇需要交易，所以天天逢集，后来逐步改成农历一、四、六、九逢集。当时农村有“有集便有会”的习俗，于是当地游氏名流聚集磋商，决定每年农历二月十九为“牛马会”，因那时农耕全靠畜力，会日四乡骡马牛驴都牵来入行交易，会头由游振英担任。三月初二是“春耕会”，会日主要经营犁、耙、耩、篓等生产工具，会头由游桂芳担任。四月初五是“午收大领会”（大领是当时对长工和短工领头人的统称），主要交易午收工具，例如镰刀、木掀、杈把、扫帚、席蓬、草帽等，会头是游继尧。每到会日，会头都要安排三场大戏供人观赏，还要有舞龙、舞狮、旱船、高跷等沿街演出助兴，演出招待费用皆有会头筹集。

    民国时期，游家集依旧繁华，政府在南庙设立了国立学校。但日本人占领时，地方绅士名流大都被逐出游家集，李家大院亦被日本人占领，地方土匪头子刘夫庭做了维持会会长，游家集日渐萧条。日本人投降后，游家集又被刘夫庭趁机霸占。刘夫庭为了彰显他加宽疏通两条护圩河的功绩，试图把“游集”改成“双河镇”，因遭到游氏族人的强烈反对，只好不了了之。

由于游集地处灵、铜、睢交界的险要位置，刘夫庭不久被任命为伪淮海省剿匪第一支队第二总队长（团长），共五个大队，1500余人，武器装备甚好，有迫击炮二门，高射机枪1挺，重机枪5挺，轻机枪40余挺，还有每月可产两挺机枪和其他枪支的兵工厂。游集据点建筑非常坚固，大小圩子3个，圩外是木城鹿寨，圩沟3丈宽，2丈深，土城5尺高，大小炮楼30余个，大圩里有小圩，圩墙高2丈。安设电网，有自备发电机。可谓是装备精良，易守难攻。

为消灭刘夫庭在游家集的汉奸势力，新四军四师经过周密计划，决定派蔡铁群潜伏到游集刘部伪军中，以待将来里应外合。

蔡铁群通过胡士远的关系，顺利打入伪军。1943年，他被委任为游集伪军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文书。不久，胡士远任第三中队中队长。蔡铁群单线联系，先后发展4个班长成为自己人，进而争取到了第三中队士兵中的绝大多数。工作有了一定基础后，蔡铁群决定主攻胡士远。胡士远表示愿做内应，全力配合消灭游集敌人。”

蔡铁群还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到伪军副团长沈定坤。沈系广西人，因批评机炮中队长扣发军饷，报空名额，被机炮中队长当着大家的面痛打一顿，威信一落千丈。机炮中队长打副团长本应军法处置，但中队长是刘夫庭的干儿子，只给予撤职留用处罚，沈对此极为不满，感到无出路，有冤无处申，有仇无处报，工作消极。此时蔡和胡觉得是分裂沈刘关系争取沈的最好时机，于是主动安慰沈，同情他的处境，扩大其与刘夫庭的矛盾，讲明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让其放下包袱，经蔡和胡的反复劝说，最终沈定坤答应在新四军进攻时保持中立。

据載当年是新四军四师独立二团的开国少将周世忠和张太生亲自指挥攻打游集据点的。1945年2月9日（民国三十三腊月二十七）夜开始行动。新四军于凌晨二时半到达游集后乡北湖集结待命。先派蔡铁群回去布置，等胡士远派人出来接应，原打算挖通地道，使部队通过地道进去，因天寒地冻，深挖地道困难很大又耽误时间，于是让胡布置云梯，将外圩第二中队和“蒲种队”之哨兵哄进房里烤火。同时换上内线哨兵，以偷柴烤火为名，派人扒开木城以火光为联络信号，开始行动，以唱小调声音来掩护新四军进圩声音。部队顺利通过木城，越过圩沟，进到三中队房屋。集结到圩后，分两路向敌冲锋，一路由伪三中队带领直扑小圩，沿途所有哨兵均被捕获，直到伪团部炮楼前敌人才发觉，但为时已晚。另一路由蔡铁群率领直奔另一大队部，展开激战，此时大部敌人均在梦中，为枪声惊醒，措手不及，无法抵抗，大部分士兵被俘虏，只有少数顽抗，于是便用炸药火炮猛攻团部大炮楼，生擒团长刘夫庭、伪大队长刘玉兰。利用刘对各炮楼喊话，全部顽抗敌人交枪投降。经过三小时的激战，新四军除牺牲两名战士外，全歼和俘虏了游集刘部伪军，战斗大获全胜，缴获迫击炮2门，高射机关枪1挺，重机枪5挺，轻机枪30多挺，汽车一辆，电台一架，造机枪机器2台，其他战利品无数。里应外合打游集的成功经验得到了淮北军区的通令嘉奖。因此“农历腊月二十七，里应外合打游集”的故事，广为流传。

    新中国成立后，游集一直是区、乡、社、镇的政府机关所在地。1956年第一次文字改革时，游集镇一些人盲目跟风，把游集的“游”错误简化成“尤”。“游”和“尤”，尽管发音相同，却是两个不同的姓氏，“游”姓本源出自“姬”姓.，而“尤”姓则由“沈”姓演变而来，这是不容混淆的。可是从那时起，游集一万余人的“游”姓就这样被如此轻易地给错改“尤”姓了，延续长达近60年。2014年10月游集终于得以正本清源，恢复历史原名，由“尤集”又改成了“游集”。

（游传化）